张伯礼，“人民英雄”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，中国工程院院士，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，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。

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以张伯礼为代表的中医人在此次抗疫中深度参与诊疗全程，为形成抗疫“中国方案”贡献了智慧和汗水。随着全球疫情发展，中医药的独特优势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与重视。中医药为什么能治疗新冠肺炎？现有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证据如何解释中医药是否有效、为什么有效？

就这些问题，记者专访了张伯礼。

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对战新冠病毒的机制

记者：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，中医药的疗效有目共睹。如何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与新冠病毒“对战”的疗效机制？

张伯礼：中医和西医的理论体系不同，对病因病机的认识也有差异，但治疗的同是病人，目标都是解决病痛。根据新冠肺炎的病因病机，采用中医药综合疗法，反映在疗效上是患者症状的缓解、住院时间的缩短，核心指标是减少了重症、减少了死亡。采用循证医学Meta分析方法（将多个研究结果整合在一起的统计方法，也译作元分析或者荟萃分析），对已经完成的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临床研究进行的系统评价，均证明以“三药三方”为代表的中医药具有显著的临床疗效。

从现代科学层面讲机制，简单说就是，中医药改变了病毒与人体相互作用的过程，也就是起到了“扶正祛邪”的作用。“扶正”主要是通过调节机体免疫功能，使其更好地抑杀和消灭病毒，保护组织脏器减轻伤害；“祛邪”包括中药成分直接抑杀病毒、控制炎症因子，避免免疫过度激活而致炎性风暴等。不同的中药组方作用相似，但又有各自特点。我们团队在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、中文核心期刊《药学学报》上发表了文章，系统阐述了中医药在治疗新冠肺炎不同阶段的作用机理。新冠病毒要感染人体，从细胞层面通俗地讲就是刺突蛋白（Spike）先勾住了“门把手”——人体细胞表面的ACE2蛋白分子，对人体发起进攻。在病毒的入侵和复制阶段，中药能通过抑制病毒刺突蛋白和人体细胞表面的ACE2蛋白分子相互作用，阻断病毒在机体细胞的入侵和复制；在疾病发展阶段，能调节单核细胞、巨噬细胞、树突细胞（都是机体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）、CD4+T和CD8+T细胞（人体免疫反应的核心细胞）等免疫和炎症相关细胞分泌的炎症因子，维持机体炎症和免疫平衡；对于重症病人，中药能通过调节白细胞介素-6（一种多效细胞因子，通过调节免疫和炎症反应在宿主防御中发挥重要作用）、C反应蛋白（炎症和组织损伤的非特异性标志物）、D-二聚体（反映纤维蛋白溶解功能，它的质量浓度对血栓性疾病的诊断、疗效评估和预后判断具有重要的意义）、降钙素原（一种蛋白质，当严重细菌、真菌、寄生虫感染以及脓毒症和多脏器功能衰竭时，其在血浆中的水平升高）等，改善内皮细胞损伤，抑制炎症风暴和微血栓等多因素的串扰，防止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和多器官损伤。

我的团队研制的中药新药“宣肺败毒颗粒”是“三方”之一，是基于古代经方、临床经验和现代技术形成的药物。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、武汉市中医医院、方舱医院以及隔离点的近1000例临床病例观察证明，该药可显著减少转重率，减轻肺部炎症，缩短核酸转阴和住院时间；在改善新冠肺炎患者咳嗽、气短、乏力症状方面，效果非常显著；在生化指标方面，能降低C反应蛋白，提高淋巴细胞计数。一年多来，针对宣肺败毒方的机制研究越来越深入，分子生物学研究也证明，该方在调节固有免疫和细胞免疫方面活性显著。药效物质研究也在深化，方子中的虎杖有效组分对新冠病毒有较强抑制作用，马鞭草组分对肺小支气道有明显抗炎作用，可阻止形成包裹沉寂病毒的痰栓，有效避免患者“复阳”。

记者：为什么要用现代科学说明白、讲清楚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疗效？

张伯礼：中医药的特点是注重宏观、整体把握疾病发展，采用复方进行干预，究竟是什么物质起效、怎么起效？这是一个“黑箱子”。“说明白、讲清楚”就是要打开这个“黑箱子”，不仅要证明临床有效，还要知道为什么有效，因为我们要知其然，还要知其所以然，根本目标是优化出临床疗效更好、质量更优、针对性更强的治疗药物或治疗方案，有利于中医药的价值在更广范围内得到公认，更好得到世界科学界的认可。

可以看到，中医药全过程介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，循证医学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在临床优势评价、诊疗方案优化和新药研制过程中都得到了体现。药物化学、病毒学、免疫学、药理学、信息科学等多学科技术在中医药作用机制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，加速了对中医药科学内涵的现代化认识。

用世界公认的方法和科学研究证据阐明中医药的临床疗效，是实现中医药守正创新发展的必经之路。

原创思维结合现代科技产出原创成果

记者：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，这与中医药本身的特色矛盾吗？

张伯礼：谈到中医，大家会先想到它很古老。中医确实古老，但它的很多理念并不落后。现代医学前沿的系统科学、精准医疗、预防医学、组合药物等，虽然提法与中医药不同，但理念却是趋同的。

中医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的核心内容、理论基础、哲学思想相对恒定，而它的理法方药、具体看病的技术却每天都在变化，对一个病证历代都有不同的认识和治法方药，证候变了，治法方药也会变化。这些变化成为推动中医药发展的内生动力，也是中医药学术常青的根本原因。

可以说，中医药传承发展的过程，就是中医药不断吸收不同时代科技成果“为我所用”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。所以说，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，这与中医药本身的特色非但并不矛盾，还是推动中医药学术进步的重要原因。

中医药的理论很宏观，很多都是哲学层面的，但它的实践又是具体的，基于方剂配伍理论形成了很多中药组方。中药与西药最大的区别是物质的复杂性不同，西药多为单个化合物，其结构、毒性和活性都比较清楚，作用靶点也比较清楚；相反，中药的成分非常复杂，由成百上千个化合物组成，作用途径是多靶点。这虽是中药研究的难点，也是中药的优势。因此，用传统研究化药的模式研究中药就显得不合适，也不能胜任。但现在系统生物学、网络药理学等的发展兴起，给打开中医药“黑箱”提供了可用的方法和路径。

推动中医药守正创新，在技术上层次上必须大胆借鉴、引进现代的科学技术为我所用。我多年前就讲，将中医药学的原创思维与现代科技结合，就能产生原创性成果。屠呦呦从《肘后备急方》中受到启发，带领团队研发出强有力的抗疟药物，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，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，这是用现代科技发掘中医药伟大宝库的成功范例，也是中医药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。近几十年来，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，今后中医药发展更要面向国家需求、面向临床问题、面向生产实践，依靠创新驱动，把中医药伟大宝库“继承好、发展好、利用好”，为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。

提升中医药国际影响力之路任重道远

记者：用科学解读中医药疗效，对提升中医药国际影响力有何影响？

张伯礼：在中国乃至世界卫生健康体系中，流传数千年的中医药文化瑰宝熠熠闪光。高质量的疗效证据，是中医药事业发展和开启国际化进程的必备条件。

提升中医药的国际竞争力，首先是拿出高级别的疗效证据。目前虽然已有不少临床研究证据，但证据的质量还有待提高，需要进一步加强高质量临床研究。其次，就是实现标准化、数据化。中医“问诊切脉开药汤”的模式需要传承，但也需要与时俱进，提高服务效率和水平，让“望闻问切”有可靠的现代科技支撑，让“理法方药”能有科学数据来验证。再次，加强文化交流。中西方文化存在较大差异，中医药“走出去”的关键是中医药文化与思维的认同，需要用现代语言讲好中医故事，让世界人民理解和认可。最后，提高中药的品质。随着中药产业的发展，对药材资源的需求会越来越大，因此在中药规范化栽培、无公害标准、批次间一致性等方面，要加大研究力度和品质提升。此外，必须加强政府间合作，为中医药走向国际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，打破政策壁垒，扩大中医药服务和产品的国际市场准入。

总之，中医药要以疗效为根本，以科技为支撑，以标准为引领，“走出去”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提供过硬的疗效证据，这是中医药走向国际舞台的基本要求，也是“内功”。

我相信，虽然任重而道远，但世界需要中医药，中医药一定能够为解决世界医学难题作出更多贡献。